高鹤年居士与佛教慈善
于凌波
摘自《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
高鹤年,名恒松,字鹤年,号云溪,以字行。江苏兴化县人,清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生。他是近代的佛教居士、佛教学者,同时也是一位史无前例为朝山访道而四出行脚的旅行家。家道殷实,幼年受传统的私塾教育。惟以自幼体弱多病,命如蜉蝣。十馀岁时,因游云台山,一位和尚送了几本佛经给他。他在《名山游访记》自序中说∶
披读之,如贫获宝,似渴得泉,知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人命危脆,不能偷安,始有忏悔访道朝礼名山之志。
由此可见,他一生行脚,是为了朝山访道,并不是为了游山玩水。他天涯行脚,始于光绪十六年(一八九○年),至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暂告一段落,为时三十五年之久。
一百年前的旅行,没有飞机汽车,没有观光旅社,惟靠两脚步行。尤其进入山区之时,饥餐草果,渴饮山泉,或宿山洞,或宿树下,行程之艰苦,非今日所可想象。且所谓行脚者,着重在两脚步行,无论路程如何遥远,若非万不得已,总要避免舟车。随身衣物,极其简单,旅费川资,亦不能多带。路线地名,都要记得清楚,而高鹤年居士这种行脚生涯,前后过了三十五年之久,可称为空前绝后的徒步旅行家。
这三十五年的行程,不能在此一一列举,大要言之,以省分说,历经浙、闽、皖、直、鲁、豫、鄂、湘、粤、晋、陕、甘、川,东至东北,南至云南,足迹遍及全国;自名山言,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自然是必访之地。即如浙之天目、天台、雁荡、括苍;皖之黄山、白岳、天柱、九华;蜀之峨嵋、青城;陕之终南、大白;晋之五台;鲁之崂山;赣之匡庐;鄂之武当;闽之武夷;粤之罗浮;南海之普陀;云南之鸡足,莫不有他的足迹。这些名山,有一至者,有二至者,甚至有三至者。
自其参访的大德高僧观之,如谒普陀天台,参礼敏曦、镜融二法师;登宝华山,参叩大霖禅师;至金山受五戒,亲近大定老人与融通上人。光绪二十七年,在终南山礼参虚云老和尚,到翠微茅蓬亲近法忍上人。光绪二十四年至普陀山参见印光法师。他如谛闲、兴慈、来果、霜亭诸法师,都是他早年参访的善知识。
至于他在行脚参访中所目睹的文化遗物、佛门宝藏,如五台山碧山寺之墨迹华严塔;涿州云居禅林之石刻藏经;北京雍和宫之古佛;五台之转轮藏及历朝宝器;天台智者大师之宝钵、朝衣;云岗唐刻石佛;应州之大塔;泰山之唐宋碑铭;伊阙之北魏造像;孔庙之汉魏唐宋古碑;关中之王褚圣教序碑;长安之碑林等,凡此文化美术的结晶品,都经他目睹手摩,这也算是行脚参访中的额外收获。
在鹤年一生九十一岁的生命中,可分为四个阶段∶十八岁(一九七二~一八八九年)以前是童年及求学阶段;十九岁至五十四岁(一八九○~一九二四年),三十五年之中,是天涯行脚参访的阶段。五十五岁至七十馀岁是奔走四方、赈灾救难的阶段。七十馀岁以后的十多年,是修行颐养阶段。当然,在他行脚参访的后一段,已开始参与了救灾赈济的工作;而在赈灾救济的前阶段中,也没有放弃短距离的行脚参访,以上只是概略的昼分而已。
鹤年前半生行脚生涯中,有几位对他影响较深的高僧和师友,颇值一述,如光绪十八年,即他开始行脚的第三年,他到宝华山慧居寺参礼大霖律师。大霖与他一见投缘,留他在山上小住,为他讲解佛法及律学,并介绍他到金山谒大定老人,受皈依五戒。
在他一生中,与印光法师的关系最为密切。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初春,鹤年由宁波乘民船到达镇海,然后转到普陀山,于法雨寺参访印光法师。他山居两旬,法师开示以「参访学道,精修戒律」等语。光绪二十七年(一九○一年),鹤年到镇江金山寺,住藏经楼,日间阅藏,夜来参禅,印师知之,函约他到普陀,相谈五昼夜,研究禅、律二宗。自此他对净土发生信心,专修净土。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鹤年再到普陀,印老告诉他∶「南方饭吃不来,故常有病,欲回陕西。」印老手边有几篇稿子,鹤年带回上海,以「常惭」笔名在《佛学丛报》上发表。这时尚没有人知印光之名,后来徐蔚如把这些文稿带到北京,印成小册,名曰《印光法师文钞》,故印光之名不胫而走,亲近者日多,终至于法化海内。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鹤年在终南山结茅度夏,另修一处大觉茅蓬,原是给印光法师准备的。可是印老以后一直没有回到陕西。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印光法师到上海印书,鹤年介绍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主人简玉阶、简照南,以及佛教名流居士与印老见面,印老开示净土法门、因果报应之说,听者感动,众人捐了千馀银洋,助印老出书之用。民国九年(一九二○年),鹤年到普陀,与印老长谈,回到上海,撰写了一篇〈印光大师苦行略记〉,民国十九年(一九三○年)印老到苏州报恩寺弘扬净土,也是鹤年事先与报恩寺住持清禅洽谈的。
他与虚云老和尚的交往,始于光绪二十七年(一九○一年),是年老和尚六十二岁,在终南山住茅蓬,鹤年山中相访,二人一见相契,颇有宿缘。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老和尚往北京熊希龄,途中经上海,这时鹤年与狄楚青、沈惺叔诸居士共同组织了一个讲经会,请月霞法师讲经。鹤年与虚云老和尚重聚于上海。民国九年(一九二○年),老和尚在云南鸡足山住持祝圣禅寺,鹤年到鸡足山游访,他在九重岩结茅度夏,因受瘴毒,老和尚接他到寺中疗养,后来老和尚住持云栖寺,寺中法侣稀少,鹤年亲赴浙江,邀请得戒成、修静诸法师,到云栖协助老和尚弘化。
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老和尚住持昆明云栖寺,因寺中人众缺粮,老和尚航海到沪,找到鹤年,鹤年介绍老和尚与沪上名流王一亭、简玉阶、狄楚青等见面,为老和尚解决了困难。
光绪末年(一九○八年),鹤年在南京,曾依杨仁山老居士学佛,住在金陵刻经处。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年)正月,他欲出门行脚,特向仁山老居士告假。《名山游访记》是年正月记曰∶
二十三日,因欲行脚,向杨仁山先生告假。先生曰∶「出外参访,务须着眼,学必参而得悟,津以知而不迷,知之匪难,行之维艰。」
他的行脚生涯中,在终南山住了一段长久的时光,光绪二十七年(一九○一年)他曾到终南,到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五月,他在五台山参访,七月离五台赴陕西,八月入长安,九月初再入终南山住拴龙茅蓬,这一次在山中一住三年之久。终南山气候严寒,九月底即大雪封山,银色一片,玉花冰树,修行人蒲团暖坐,静观雪岭山川,也另有一番禅趣。山中同修的道侣颇多,偶尔也可互相往来。
翌年开春,在山中修行的志纯老人邀众侣聚集大茅蓬,会谈山中灵骨颇多,无掩埋之处,希望鹤年能发心成此善举。鹤年致函上海诸善士,汇寄二百元银洋,长安一些法师也凑集了六十多千钱,乃至山中起房造塔,置灵柩,供灵位,命名曰十方普同塔院。把这件事情忙完,又到了大雪封山的时候。
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他在山中雇工修筑了三间佛堂、一个院子,命名曰「报恩庵」。请了一位江西老尼当家,供女众修行之用。又重修了观音、湘子、拴龙、虎窝等茅蓬,供人修行。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在山中修行的智兴老人,以五十千文的代价,把一大片山场地转让给鹤年,由他在山中结茅开单接众。他在这片山场地上修筑了一处西林大觉茅蓬,预备印光法师回陕时居住。茅蓬刚完成,就接到谛闲、印光二法师,及王一亭、狄楚青诸居士的信,告知他京津水灾奇重,促他出山参加救济工作。十月初二,他冒雪下山,赶到京津巡视灾情,再折返上海与佛教缁素筹商赈济之策,然后于民七年(一九一八年)元月与一行赈灾人员乘轮抵天津展开赈济工作。
由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秋天起,他又行脚参访了紫柏、崆峒、武当、中岳、云台、宿城、鹰游、华盖、千佛、东岳诸山,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又参加了湘南的放赈工作。民八下半年,在九华山度夏,并办临时医院义诊施药。秋季又赴广东,游访粤秀、鼎湖诸山,翌年抵曹溪,礼参南华寺,然后入云南,拟游访点苍、鸡足二山。途经昆明,虚云老和尚,欧阳竟无、吕秋逸师弟也都应滇督唐继尧之邀,住在省城。他们游了圆通寺,鹤年欲往鸡足山,老和尚不允,留他多住几天,他俟老和尚静坐时不辞而别,独往鸡足山游访。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春,他自滇粤归苏北故里,祭扫祖墓,见环境清幽,想兴建一所妇女净土安老院,举办各种慈善事业,而财力不足。后来得上海简照南、简玉阶、沈惺叔、王一亭诸居士的协助,建筑三年,始告竣工,以后他即以这个地方为中心,举办了多种慈善事业。
在安老院兴建期间,他又游访了天台、雁荡、九华、黄山、云居、庐山。直到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安老院建筑完成,他行脚游访就告一段落。他十九岁开始行脚,至此已有三十五年之久,而他的年龄也由青壮而渐近老境了。
行脚生涯结束之后,他又投身于社会赈灾救济的工作,二十年不曾间断,到他七十多岁时才退出。
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之后,他隐居苏州香山观音崖,礼佛诵经。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聘任「苏州市人民代表」。一九五三年,北京成立中国佛教协会,他被选为代表到北京出席会议。这年他已八十多岁,赵朴初等迎他于车站。一九五六年,他的《名山访游记》增订本出版,章太炎夫人汤国黎为之作序。一九六二年,病逝苏州,享年九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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