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千年唐代石窟大佛修复后何以被指观感欠佳

在甘肃炳灵寺石窟，一座27米高的唐代大佛在修复后，“宛若新装”，更甚者在于一只手如被齐齐剁掉一般，其中原因何在？

炳灵寺石窟作为中国六大石窟之一，地处刘家峡水库的尽头，交通极为不便，开凿于西晋时期，现存窟龛200多个，最有名的当属第171龛即大佛窟，高约30米，依山雕凿有高达27米的石胎泥塑弥勒大佛一尊，是炳灵寺石窟最大的佛像，也是甘肃石窟艺术的精品。

这一大佛原本两中手均损毁严重，而在修复后，一只佛手修复如新，而另一只佛手却如剁开一般。知名文物专家、上海交大特聘教授杨晓能在对比修复前后的佛像后表示，这是一种“伪的修旧如旧”。一位文物修复界学者则表示，这一修复并没有按照中国古代佛像雕刻风格特征去处理，不尊重审美的常识，更把原有的古味给篡改了

黄河河水来到距兰州七十多公里的永靖县高原峡谷，忽然转了一个急弯，然后穿过峡谷往西奔流而去。

这里的水与通常所见的黄河水之黄是完全不同的，初时或清或碧，船行时浪花飞溅，中途则可见到水由青而黄的奇观。

这就是竣工于1974年的刘家峡水库，水库东起刘家峡大坝，西至炳灵寺峡口，呈西南--东北走向，两岸奇峰对峙，崖如刀劈，乍观几如桂林山水，五六十里水路，水库尽头，巨大的崖壁之上，就是古代中西交通要道“丝绸之路”陇西段的一条支线上重要的古寺窟——炳灵寺石窟，颇有“山高水长藏古寺”之意，2014年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的一处遗址点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一路山林与水路，在刘家峡水库尽头的码头登岸，不多久就步入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石窟中的“炳灵”为藏语“仙巴炳灵”的简化，有“千佛”“十万弥勒佛洲”之意。

事实上，炳灵寺石窟见证了佛教在中国发展兴衰的全过程，以及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两种艺术形式的更替繁荣，被誉为“中国石窟的百科全书”：炳灵寺石窟最早是西晋初年（约公元3世纪）开凿在黄河北岸大寺沟的峭壁之上，最早称为唐述窟，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二“河水”对此记有：“河峡崖傍有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五丈。西二里，有时亮窟，高百丈、广二十丈、深三十丈，藏古书五笥。”唐代称龙兴寺，宋代称灵岩寺，明朝永乐年后称炳灵寺，目前存有窟龛183个，共计石雕造像694身，泥塑82身，壁画约900平方米，分布在大寺沟西岸长约200米，高60米的崖面上。

第125窟雕刻的是释迦和多宝二佛并坐，典型的北魏风格，清风秀骨，佛像眼角细长，嘴角微微上翘，衣纹线条飘逸。

据石窟有关介绍，第126窟则开凿于北魏，龛内正壁雕并坐二佛及二菩萨。佛均半结跏跌坐于方座上，全窟共有雕像112尊，为炳灵寺北魏石窟中造像最多的洞窟，且造像具有典型的“秀骨清像”风格，雕造精湛。

炳灵寺壁画虽经历破坏，但保存下来的仍有不少，反映了十六国时期西北地区人民的社会风貌、音乐舞蹈以及装饰艺术。其中第169窟和172窟，位于离地面50米高的峭壁间，是炳灵寺地理位置最高的石窟，也是炳灵寺石窟艺术最高水平的体现。169窟不仅石窟规模最大、开凿年代最早、展示内容最丰富，各类造像也最多，其中一处半截墙壁上的墨书隐约可辨是“建弘元年（公元420年）岁在玄枵三月二十四日造”，即十六国时期西秦太祖文昭王乞伏炽磐的年号。此外，尚有众多精美的佛像，以及维摩诘等壁画。在169窟西秦建弘元年的壁画中，可以看到与顾恺之《女史箴图》中妇女形象极为相似的女供养人。壁画用遒劲的线条表现了云鬟叉髻、帔巾飘带、盛装打扮的妇女形象。隋、唐的壁画，由于元、明以来密宗画的刷新重制，保存不多。隋代壁画主要是8窟南北壁供养菩萨画像，姿态生动，神情各异。元、明两代的壁画较有特色的有3窟西壁上层元代佛教故事画，南壁元代八臂观音和168窟南壁明代八臂观音，以及172窟木阁上的明代木版画涅槃。这些以密宗为内容的壁画，其绘画技法仍然继承了唐宋传统。

大佛历时三年修复，修复方称“修旧如旧”

炳灵寺169窟崖下即是第171龛，即炳灵寺大佛窟，从上往下看，壮观而厚实，依然可见气势，高约30米，依山雕凿有高达27米的石胎泥塑弥勒大佛，正襟危坐，这是炳灵寺石窟最大的佛像，也是甘肃石窟艺术的精品。

这一唐代弥勒大佛，始建于公元731年，距今近1300年，大佛高27米，是世界第九大佛，中国第五大佛，同时也是甘肃第三大佛，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及深远的旅游影响力。因其高大壮观的体量而成为炳灵寺的形象标志。

虽然在2014年列入丝路世界遗产，但往上追溯，炳灵寺石窟从明代嘉靖之后即渐渐不闻于世。有关记载显示，到了清代乾隆至同治年间，河州地区动乱不迭，炳灵寺的窟檐、楼阁、栈道被付之一炬，连藏在后山的康熙版大藏经106卷也仅存66卷，在文化界极少人知。直到1951年，知名学者、前兰州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冯国瑞到临夏县参加土改工作，听说交通不便的黄河岸边有个“佛爷沟”（炳灵寺），在实地考察后撰写了有关炳灵寺的文章在《光明日报》及相关文物杂志发表后，炳灵寺才重新回到学界视野。1961年3月4日，炳灵寺石窟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后，因为要建设刘家峡水库，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文物工作方针，当地文物部门在修筑起石窟防水大堤的基础上，针对石窟危石掉落、山体渗水、石雕造像风化、壁画脱落等问题，相继实施了石窟岩体加固与渗水治理、北魏卧佛搬迁归位等文物修缮工程，除了四个洞窟，大都幸免于淹没和异地搬迁。自此，炳灵寺石窟成为一座水库边的石窟。

上世纪80年代初至上世纪90年代初，当地文物保护研究所重点对24个被毁坏的窟龛进行了修复、实施岩体加固和渗水治理工程等，使石窟长期存在的危石掉落问题和渗水问题得到根治。2001年至2002年，对先前被分体搬迁的我国现存北魏时期唯一一尊卧佛进行了修复搬迁归位。

据当地文物研究人员撰文介绍，炳灵寺石窟大佛上半身为石雕，下半身为泥塑的大佛，原有保护性九层楼阁，在明朝成化年间进行过大规模维修，其本体保留的明代信息至今较为明显。在清代河湟地区发生战乱后，保护大佛的九层楼阁被烧毁，从此，这尊千年大佛便长期暴露在日晒雨露之下。由于长期露天耸立，大佛存在着泥层空鼓、酥碱、脱落及颜料层起甲，塑像石胎本体破碎脱落等病害。

自2008年开始，炳灵寺文物保护研究所委托相关文物保护机构制定了大佛保护维修方案，经过近四年的前期准备，经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第171龛唐代大佛保护维修工程启动实施。当时的媒体报道称，“工程总投资150万元，重点对大佛面部、手部、脚部等进行修复，严格贯彻‘修旧如旧’和‘不改变文物原貌’原则，力争使这尊炳灵寺石窟的标志雕塑重现风采。”

负责大佛维修方案设计和施工的是甘肃省一家具有文物修复资质的文物修复团队，修复方案设计和施工的负责人汪万福当时表示，炳灵寺石窟造像和壁画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由于自然环境、地质环境、人为等因素的综合影响，炳灵寺石窟出现了崖体断裂、崖壁渗水、石雕风化、壁画酥碱等诸多病害。

时任炳灵寺石窟文物保护研究所所长的石劲松当时认为，通过考古修复，“高肉髻，绀青色螺髻，面相方圆”的炳灵寺唐代大佛雕像将给人们带来新的惊喜。

学者称修复不尊重历史与审美，篡改古味

经过历时三年的维修，到2013年，炳灵寺第171龛唐代弥勒大佛维修脚手架正式被拆除。据甘肃省媒体当时报道，甘肃省文物局组织专家对大佛保护维修工程现场验收后认为，大佛修复工程执行了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设计符合文物实际和相关规范，材料、工艺符合大佛现存的材料、工艺要求，并充分体现了计算机技术、传统工艺和原有信息的结合，整体质量观感良好。

然而，这一修复好的大佛在不少参观者看来却并非如此。对比修复前后的大佛后，不少文物修复界的学者专家及现场游客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多持批评的态度。

对比炳灵寺唐代弥勒大佛修复前的图片即可看出，在修复前，大佛一种古旧之貌让人顿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两只佛手都已残毁，左手损毁较多，而右手手指损毁，但在修复后，右手被完整地补齐，而左手却不知何故，根本未加修复，而是齐刷刷地如斩断一般。

炳灵寺唐代大佛手部修复前后比较

对此，炳灵寺石窟一位导游解释说这是因为左手原来损毁，要尊重“修旧如旧”的原则，所以只好不修复手指了。

但问题是，大佛右手原来同样残损，虽不及左手严重，但手指也基本不见，何以一只手修齐，另一只手却如斩断一般呢？

炳灵寺石窟文物研究所所长贺延军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由于大佛修复时他尚未担任文物所的所长，具体情况并不是很清楚，“但这一修复确实是通过文物部门的验收的，这样的大佛修复有争议也是正常的，总的来说，修复总比不修复好。”

对于大佛修复效果与观感的个人看法，他表示，这“可以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具体到他个人，他也不太好说。

这一大佛的修复时据称当时是严格贯彻“修旧如旧”和“不改变文物原貌”的原则，但从事文物流失研究数十年的美国斯坦福大学坎特视觉艺术中心亚洲主任、上海交大特聘教授杨晓能认为，虽然修复方在修复前宣称贯彻“修旧如旧”的原则，但从最后修复的效果看，这是一种“伪的修旧如旧”。

文物界对于“修旧如旧”其实也有着不同的看法，但对于修复如新、恢复原面貌的说法，正如一些文物界人士，这其实没法做到，像炳灵寺大佛这样并不是恢复历史原貌，“以前的文物修缮上有一种做法就是‘恢复历史原貌’，文物要保护的是‘物’，而且是‘物’的历史信息，这样的修缮和去年山西青莲寺的宋代彩塑修复一样，其实是把历史信息抹没了。”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遗产保护专家认为，不可否认的是，这一修复对于大佛泥层空鼓、酥碱、脱落及颜料层起甲等文物病害的处理显然是有效果的，除了丢失文物的历史信息，就审美层面的观感更存在不少问题。“即便当时的专家验收组，对于修复后的观感也只使用了‘良好’二字，这就已经可想而知其真正的观感了。”

对热爱文物的一些游客来说，这一修复的观感更非“良好”二字可以概括，来自四川的一位对于石窟爱好者认为，这一大佛的修复成了自相矛盾，比如右手既然修出了新，且损毁的右手补齐，声称是“恢复历史原貌”，何以同样损毁的左手又不补齐，所持的理由又变成“修旧如旧”，“可能是不知道怎样恢复导致，这样的修复真是匪夷所思。”

一位文化学者对澎湃新闻表示，根本的问题可能还是在于对历史的尊重与审美的问题，“现在一些文物修复工程队，主要注重的是技术层面，对于文化与审美，存在不少问题，以从事这一大佛修复的直接负责人来说，其主要研究是在文物保护科学与技术方面，在文化历史与审美等方面或许存在不少欠缺。”

也有文物界人士对比去年引起文物界关注的青莲寺彩塑后认为，当时修复者只从病害层面考虑修复，将妨碍原作认知的状态列为病害，从而一一消除、补塑完形，其实是剥夺了人们感受时间流逝的能力，“这样的修复从常识来说即可感知到不妥，而当时文物修复方的所作所为，虽然合法合规，却并未真正理解文物的历史与文化价值。”

青莲寺罗汉堂尊者彩塑修缮前后对比。 陕西文保图

上海视觉学院教授、文物修复学院副院长季崇建对澎湃新闻表示，此一大佛的修复并没有按照中国古代佛像雕刻风格特征去处理，更把原有的古味给篡改了，“文物的修复是一个重要而严肃的工作。我已经注意到不仅仅是这尊炳灵寺大佛的错误修复方式，还有包括大足几尊大佛等令人费解的修复状况，皆美其名曰‘整旧如旧’抑或‘修旧如旧’，实在是啼笑皆非……据我所知，国家对于文物修复投入了相当大的资金，却没能很好地使用和监管。中国其实不缺修复人才，只是得不到很好的重视，一味采用一刀切退休就是很错误的……我以为，要修复一件类似炳灵寺这样千年遗存下来并将千年留传下去的重要文物，一定有一个专家组认定方案及时监管修复工作的制度，不然还不如不修，做些科学化的加固也不为过。”

“当然，对于修旧如旧，文物修复界也有不同看法，但总的前提应得尊重历史留下的信息与时间感，尊重基本的审美常识。”从事佛像研究数十年的一位文博界人士在对比修复前后的大佛图像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