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朋：慎勿放逸——佛教进取观 二、佛教的进取实践 东行传法，大乘根器
发布时间：2024-12-11 05:05:00作者：准提咒感应网东行传法，大乘根器
根据史料记载，禅宗自佛祖释迦牟尼开始在印度代代相传，传到达摩这里已经是第二十八代了。达摩或者叫菩提达摩，他的师父是印度禅宗第二十七祖，法名叫般若多罗。般若多罗在达摩完全继承禅宗妙法之后，再三指示达摩要到中国去传法，而且对达摩的东去传法有很多具体要求和指示。比如他要求达摩不能太着急，一定要遵照他所约定的时间。他曾经对达摩说：“我死后六十七年，你才可以去震旦(震旦就是当时印度人对中国的称呼)。”所以达摩在师父死后一直在印度等了很长的时间才来到中国。当时交通不便，达摩东行万里远渡重洋，经过很长时间的旅行，可以说是历尽千辛万苦才到达中国。所以佛教的进取精神于此可见其一斑，遥想如果没有那海天浩渺风帆鼓荡中那一个如磐石一样孤伟绝立的背影，至今雄风不减的禅法玄风又从何而来呢？我等佛门中人又怎么能够品尝这滴滴甘甜法乳？古今的宗门大师们怎么能够在会在浑噩死转之中得而脱身？
这里面有一个大问题，一直都不大有人注意：为什么达摩一定要到中国来传法？换句话说，般若多罗为什么一定要达摩来中国传法呢？我们甚至还可以进一步来考问，如果按照禅宗以心印心的代代传授来理解的话，这个问题可以一直上溯到我佛释迦牟尼那里，为什么佛法心传一脉必须在达摩一代传至中土呢？这难道也是佛祖的有意安排吗？
比如达摩的师父般若多罗就明确地对达摩说：“汝且化此国，后于震旦，当大有因缘，然须我灭后六十七年载，乃可东之，汝若速往，恐衰于日下！”就是让达摩先在印度(印度当时只是个地区名称，就是相当于现在地南亚次大陆，印度当时也绝不是一个统一地国家，在这块大陆上有几百个国家或邦国，般若多罗所说地到底是哪一个邦国已经无法考证)等上几年，一定要等到般若多罗圆寂之后六十七年才可以去东去中国。而且般若多罗还警告说，如果你不听从我的嘱咐而很快就去传法的话，我们的禅法恐怕很快就会衰落了。
达摩有些疑惑，就问他师父：“震旦有大士堪为法器否？”既然你一定要我去震旦那里传法，那么，将来震旦那里能够修行禅法得到成就的人一定会很多了？言下之意，难道会比印度这里还多吗？般若多罗十分肯定地回答说：是无数多，原话是：“汝所化之方，获菩提者不可胜数。”这里所说的“获菩提者不可胜数”也就可以看做是所谓“大乘气象”的另外一种表述。
历史事实已经明确无疑地回答了上述这些疑问。隋唐之后，佛教在中土发扬
光大，昌盛久隆。反观印度，佛教却是很快就湮没沉沦，几乎完全隐寂。所以，佛教，特别是禅宗的东传中土，是时势之必然，恰如川归大海，秋叶坠地。现在很多学者都把佛教兴盛于中国说成是佛教的花开他乡，或者说是中华文化与佛教文化的双向融合，以至于把禅宗说成是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的创造，这些解说其实都不合适，都是雾里看花，都是门外杂说。就禅宗的传承而言，叶落归根，游子回家，这种比喻还算是比较接近于本真之义。
如果就这些问题再参阅佛经的话，就知道我佛以甚深智慧，无边法力，对于佛法的兴盛中土早有所见。我佛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曾经明言：“震旦多大乘根器”。后来，禅宗祖师也多次引用这一句话。这里所说的大乘根器，就是说有上根利智的人，能够修持大乘佛法的人，能够很好地继承禅宗、传播禅宗的人。很明显，这也就是禅宗为什么一定要东传的直接原因。试想一下，一个国家一级教授，他原来是在一个中专教书，学生们大都在混日子、混文凭，没有几个认真听讲的，现在这个教授忽然有机会去名牌大学教书，你说他会不愿意去吗？孔子所谓人生一大乐事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也就是这个道理。
这里面隐含着的深层意思，我们可以多方加以揣摩。
第一，印度虽然是释迦牟尼我佛出生、成道以及传法的地方，但与震旦的“多大乘根器”直接对比，印度不是“多大乘根器”，而是“少大乘根器”。“大乘根器”少了，那么自然就意味着“小乘根器”比较多。或者说，在印度佛灭度后的几个世纪里，婆罗门教以及后来的穆斯林教、印度教之所以能够对如日中天的佛教产生那么大的冲击，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印度人小乘根器的人太多。大家都喜欢小乘，都认为小乘修行好，都不去走大乘的修行之路，那么你佛教所说的大乘之法不就日渐衰微了嘛！所以印度虽然是一个很有修行传统的文明，但是他们的修行传统中根深蒂固地还是带有很多局限，不能够与大乘修行完全合拍。
第二，我们再进一步大胆推测，当释迦牟尼我佛传法之时，以甚深智慧照遍三千大千世界，他早已经知道了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那么其他的国家和地区他应该也是知道，比如现在我们知道那时候的希腊、埃及、两河流域，当时这些文明应该也算是比较发达。那么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是什么根器呢？为什么释迦牟尼提也不提呢？是不是不值一提呢？如果说中国是“多大乘根器”，印度是“多小乘根器”，那么古希腊、古埃及、古代的两河流域是不是“无甚根器”以至于不值佛祖一提呢？这是一个自然得出的推论
如果这一点能够肯定下来，那么禅宗或佛教的东传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向东传还能够向哪里传呢？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土或中国“多大乘根器”呢？或者说，中国文化有什么优越性，能够造就这么多大乘根器的修行者，以至于连佛祖释迦牟尼都首肯呢？回答这个问题，就一定要对中华民族的老祖宗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才行。在 21世纪的今天，我们 13亿中国人人人都知道热爱祖国，但是实际上，我们的祖宗到底创造了怎样一个光辉灿烂的文明，给我们后人留下了什么遗产，绝大多数人对此还是认识不清，即使有人能够说出来一点也是语焉不详，
很多时候甚至让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人笑话。自然，关于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这一课题，不是三言两语就讲得清楚的，它也不是这本小书要讨论的主要问题。不过，概括地说来，中国远在五千年前就有了非常成熟的对于宇宙——人生的修行——认知文化，而且一直传承下来，没有从根本上被动摇过。修行，一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而所谓修行，用现在比较通俗的话讲，就是要达到“天人合一”。就中国传统而言，这条修行之路，用儒家的话讲就是成圣，用道家的话讲就是得道，用佛家的话讲就是成佛！这是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在万年文明历程之中积攒下来的精神储蓄。现在很多中国人只知道抓住西方的一点科学知识不放，妄自菲薄、盲目依从，以至于邯郸学步、东施效颦，把祖宗的文明大道都丢到脑后了。
比如很多人一提佛教就说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把佛教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并称，其实这三大宗教里面佛教是很独特的修行宗教。基督教从来不说信众可以成为上帝，同样的，伊斯兰教教义里面也从来没有说信众会成为真主，敢说这种话的人都会被基督教或伊斯兰教认为是异端，应该被石头砸死、被烈火烧死，总之是不得好死。只有佛教从一开始就说：好好修持，每个人都有佛性，绝大多数人都可能成佛！从这一点来看，佛教与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不应该相提并论。
所以从历史上看，当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传播到中国的时候，老百姓对他们都不是很买账，常常会问：“这个上帝或真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而当佛教以及禅宗传播到中国的时候，原本就对修行这一套很熟悉的中国人很快就理解了它，接纳了它，融合了它，以至于佛教与中国文化可以不分彼此，血脉互通。
现在我们这样一想，不仅明白了很多事理，而且我们心里应该感到非常庆幸，我们能够出生在“多大乘根器”的国度，享受大乘修持的佛法，真真是太幸运了！所以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修行机会的来之不易，应该更加勤修不懈才是。唯有如此，才能够对得起达摩祖师的东行万里，面壁九年。
在此之外，我们也就不应该妄自菲薄，毕竟我们在一个大乘修行的国度里，大家一起修行，修行的又是普渡众生的大乘佛法，能够互相加持，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就一定有所成就。
刚才我们主要讨论了达摩祖师的“东行万里”，那么他为什么又要“面壁九年”呢？读到这段禅宗传法的历史，有人甚至会有这样的疑问：跑了那么远的路，好不容易到了中土，还不赶快传哪，还等什么？
还真是要等，只因机缘未到，达摩只好苦等，而且这一等就是九年。
菩提达摩刚刚到达中国的时候正是中国南北朝时期，那一年是梁武帝普通元年，也就是后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公元 520年)，因为南北分治，所以这一年有两个年号。当时达摩第一站到达的是中国的广州港。关于这次传法旅程，他师父般若多罗还有一句偈语留给达摩：“路行跨水复逢羊，独自栖栖暗渡江。 ”上半句的“路行跨水复逢羊”中的“跨水”，是指达摩由南印度一路乘船渡海东来，而“复逢羊”，便是指他首站到广州，因为广州又称为羊城，所以是“羊”。
下半句“独自栖栖暗渡江”又有何指呢？
原来达摩到了南朝与推广佛教不遗余力的梁武帝见了面，本来以为梁武帝是个佛子，可是谁知道话不投机，梁武帝原来是个佛法修行的门外汉，菩提达摩的句句真言有如对牛弹琴。梁武帝虽然名声很大，他读过很多佛经，热心于慈善事业，但是实际上他不懂真正的佛法，也就不识真佛，用现在的观点看他就是个假冒伪劣的“学术权威”。梁武帝对达摩大师的“突兀”言语很是不满，差一点儿
就发了脾气，端茶送客。因此达摩大师不得不另觅机缘，孤孤单单一人向北而行，走了很多路，见到很多寺庙(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见到更多不懂佛法的和尚，最后渡过长江——没有欢迎没有送行，这孤单单一个人的旅行用文学笔法来形容就是“栖栖惶惶暗渡江”——一直到了北朝的辖区河南嵩山少林寺。在少林寺后山的山洞，达摩大师进入禅定，一等就是九年。
他在等什么呢？
在等人，正是所谓“望眼欲穿自含悲”。
等谁呢？
在等可以传法之人。
九年之后，慧可终于姗姗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