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猝死酒桌之后
我的侄儿不幸猝死。
他死在省城一家政府机关的酒桌上。
收到消息那天,我的弟弟、弟妹哭天喊地地来到我的办公室。他们只是两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发生这样的变故,除了哭喊,没有任何其他办法来表达心中痛绝的情感。
我想起我那苦命的侄儿,一个山沟沟里的孩子,外无强亲,内无依恃,他能去省城的政府机关工作全靠自己十余年的寒窗苦读。上大学,念研究生,到考上公务员。
他的成才,一度让父母看到了生活的火光,但工作不到一年的时间,这颗火星就熄灭了,只剩无尽的暗夜笼罩在这个破碎的家庭上。
弟弟、弟妹坐在沙发上,抱头痛哭。
我悲恸地看着弟弟,对他说,二弟,人死不能复生,你跟弟妹节哀顺变,保重身体。大哥在县城沉浮大半辈子,虽然只是一个副科级干部,但官场里的道道,我心里清楚得很。侄儿的事,做大哥的会出面替你讨个公道的。
弟弟没有说话,用一句更加嘹亮的号哭作为对我的回答。
第二天,我跟弟弟、弟妹去了省城。
临行前,我给家族里的七大姑八大姨打了电话,前前后后过来的有二十多个人。我的经验告诉我,这样一支治丧队伍,蕴藏的力量足以让任何一家政府机关都不敢小觑。
我们匆匆忙忙上了路,在去省城的班车上,家族的人聚过来,问我该向侄儿的单位提多少抚恤金赔偿的事情。
我思忖了一会儿,说,当前,正是国家厉行“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的时候,桂平倒在单位的酒桌上,无论如何单位都脱不了干系。我看,我们可以提300万,底线100万。大家用眼神交流了一下,对这个提议表示认可。
当天中午,班车到了省城。
桂平单位的人早早等候在车站,虽然有所准备,但还是被这黑压压的一大家族人吓了一跳。按照原定的计划,他们准备先去殡仪馆,然后把大家带到酒店,只让几个主要的亲属去单位商谈,但这个时候,他们显然已无法掌握主动,从殡仪馆出来后,整个家族的人哭喊着一齐涌进了政府机关。
单位依旧拿出了诚意,把我们引到一间会议室,然后端茶倒水,对家族的每一个人都毕恭毕敬。
过了一会儿,我跟二弟还有几个亲属去了旁边的一间小会议室。
负责这次协商的是一个姓王的干部,他表情温和、庄重,对桂平表示哀悼,向家属致以慰问。说不管尸检报告如何,都会妥善处理好善后事宜,但是,最后谈到抚恤金的时候,双方发生了严重分歧,迟迟达不成协议。
我们就这样僵持了两天,第三天再次开始会商时,王干部拿出桂平的档案,然后从里面取出了一张体检袁。
这是单位前阵子组织体检时,张桂平同志的心电图,我昨天专门请教了这方面的专家,医生说,这上面还是有些问题的。
王干部看着我,表情仍然和蔼,但我敏锐地嗅到,事情已经开始转变,他们要出手了。
然而,他们却低估了我。
我点了一支烟,轻吸了一口,问道,为什么我的侄儿上班时间会在酒桌上?
王干部有点尴尬,吞吞吐吐地说,这……这个是工作需要嘛,可以理解。
这个问题应该还是在他的意料之中。
我没有接他的话,慢慢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张出发前就准备好的报纸,在桌上摊开,“人民日报”四个鲜红的大字舒展开来。我再把报纸旋转180度,放到他的面前,头版头条上是一篇社论,题目叫《坚决防止“四风”反弹——论持之以恒落实八项规定》。
整个桌对面的人鸦雀无声。
第四天,商谈继续。在协商前,一个领导模样的人走到家属面前,对大家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让亡者入土为安是件头等大事,我看这样吧,今天我跟你们的当家人商量一下,争取早日达成协议,让亡人安息。
说完,王干部凑过来对我说,这是我们的党委书记。
我代表着整个家族跟书记走进了办公室。
两个小时后,书记拍拍屁股,站起身,我从会议室走出来,浑身湿透。
谈成了吗?大家问我。
我点了点头。
300万?
我揩了把汗,惭愧地说,我们错估了形势,当前,国家严查“四风”,但同时也进一步严格了政府部门的经费、预算,会上,党委书记把单位的预算表拿给我看,只有30万,多一分也拿不出来,我愧对二弟啊。
家族的带头人第一个屈服了。
四周一片沉默。
哇!二弟、弟妹用一声惊天动地的号哭发出了对这个世界最后的抗议。抚恤金很快到位,第二天整个家族的人抬着灵柩回到了县城
。我知道二弟对我失望了,那段时间,我一下班就去他的家里看看。二弟跟弟妹像两具尸体一样躺在桂平曾经睡过的床铺上,怀里抱着30万抚恤金,这幕情形让我哽咽难言。
一个月后,单位收到县委组织部的一纸调令:张德馨同志因思想觉悟高,大局观念强,务实作为,业绩突出,经县委常委研究,调任县委宣传部任副部长,明确正科级。
是的,我的名字就叫作张德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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