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墨子“兼爱”观与佛教“慈悲”观的的主要内容
墨子,姓墨名翟,鲁国人,曾为宋国大夫,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提出的“兼相爱、交相利、非攻、节用”等思想,构成了墨家学说的核心。其中,“兼爱”是其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如穿珠之线,贯穿“非攻”、“天志”、“明鬼”、“节用”等思想。亦如梁启超《墨子学案》所言:“墨学所标纲领,虽说十条,其实只从一个基本观念出来,就是‘兼爱’”。关于“兼爱”,甚至曾批评墨子“无父”、“禽兽”的孟子亦言:“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尸子·广泽》亦言:“墨子贵兼”。由此可知,墨家思想的精义在于“兼爱”,“兼爱”是墨家的重要理论思想,而“兼爱”思想的核心内容则是“兼”
。许慎训“兼”为“并也,又从持林,兼持二禾”,引申为同时涉及几种事物,或由几部分合成一整体。从墨学文献来看,《墨子·经上》:“体,分于兼也。”《墨子·经说上》:“体,若二之一,尺之端也。”兼就是整体之意,体则为部分,又如《墨子·经上》:“损,偏去也。”《墨子·经说上》:“损,偏去也者,兼之体也。”由此推知,墨家的“兼爱”是对人类整体之爱。
墨子倡导“兼爱”不是停留在空泛的说教上,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要着眼于实利。对贫苦的人民实行“兼爱”,就要实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墨子·非命下》)。对弱小国家实行“兼爱”就要反对侵略,匡扶正义,维护它的利益,保障它的安全,要尽力去帮助它,使它摆脱被大国并吞的厄运。“兼爱”论的提出,其普遍性、彻底性、平等性的特性,迅速吸引世人的眼光,取得社会的广泛认同,一时蔚为风潮,正如荀子所言:“礼乐息灭,圣人息灭,墨术行。”以致出现“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局面。
“慈悲”观是佛教教义的核心,尤其是大乘佛教的菩萨道,不外是慈悲精神的实践与完成。“慈”,意思是说爱众生而随时愿给他们提供快乐和幸福;“悲”,意思是说爱众生而随时愿意救其离苦。这种对一切人皆愿意与乐拔苦的精神境界便是慈悲。龙树在《大智度论》卷二十七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可见,龙树对“慈悲”的定义是“拔苦与乐”。慈悲是“佛道正因”,是诸佛菩萨的心念,一切教理行果的开展皆从慈悲的立场出发,“慈悲”在佛教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正如佛经所云:一切佛法如果离开慈悲,则为魔法。在大乘佛教所弘扬“四无量心”即“慈、悲、喜、舍”四种佛菩萨为普度无量众生,令其离苦得乐,所应具有之四种精神和情怀之中,最根本的就是慈悲之心了。例如《观无量寿佛经》中说:“诸佛心者,大慈悲是”。《大智度论》中更明确宣称“慈悲是佛道之根本”。佛门还进一步讲“大慈大悲”,把慈悲扩大到无限,扩大到一切众生。佛的这种慈悲是深厚的,清净无染的,视众生如己一体。正如《大宝积经》里说的“慈爱众生如己身”,知其困厄,如同身受,由此而生成了“众生度尽方成正觉,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地藏王菩萨信仰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信仰。这正是佛教“慈悲”观的集中体现。
在具体的修行过程中,“慈悲”观要求佛教徒不仅要解脱自己的痛苦,还要解除众生的痛苦,即抚慰痛苦,缓解痛苦,祓除痛苦。因为大乘佛教认为,没有广大众生的解脱,就没有个人真正的解脱。只有求得所有众生得到解脱,才能使自身得到彻底的解脱。这就是大乘佛教慈悲救苦的菩萨行的最高要求。可见,佛教的慈悲观,是佛教教义的出发点和修行的基本准则,它体现着大乘佛教平等慈悲、自利利他、自觉觉他的理性精神,在佛教的伦理道德中处于核心的地位。
二、墨子“兼爱”观与佛教“慈悲”观的共性
关于墨子“兼爱”观与佛教“慈悲”观的类似点,早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百十七卷·子部·杂家类·墨子·十五卷》条下说:“然佛氏之教,其清净取诸老,其慈悲则取诸墨。”就是将佛教的思想分为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而以为皆从道墨二家引取得来。提要更论证其说:“韩愈送浮屠文畅序,称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以佛为墨盖得其真。”可见,墨子“兼爱”观与佛教“慈悲”观的确有密切的联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墨子“兼爱”观与佛教“慈悲”观的本质都是“爱人”。“兼爱”指人类整体之爱。正如《墨子·大取》所言:“爱众世与爱寡世相若,兼爱之有相若;爱尚世与爱后世,一若今世之人也。”从时间、空间而言,爱是没有时空限制,无论是对大区域、小区域的人,或是此方、他方之人,亦或是过去、现在、未来世的人,皆应平等的对待,爱他人如爱自己,彼此相爱,不分彼此。由此可知,墨家的兼爱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无有过去、现在、未来之分,无有此方、他方之别,为对全人类的普遍之爱。佛教慈悲观的核心,就是以爱心去帮助众生,觉悟众生,解救众生,使众生摆脱生死轮回的苦境,到达常、乐、我、净的涅槃境界。可见,佛教的“慈悲”观与墨子“兼爱”观在“爱人”这一本质上确有不谋而合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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